我笑着说：“你说的这些现象，我也有些体会，我不反对咱们干部子弟互相帮助，但狼狈为奸就不好了，民主的国家也允许有各自不同的利益群体为自己本群体的利益向政府进行诉求，而利益群体之间最好的平衡状就是彼此势力相当，所以一些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的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民意率悬殊很大又或者全民的投票率下降，这就不是什么好现象了，因为人民对某党有偏见或者不太关心政治就意味着互相监督力量的下降，民主开始偏离平衡状态。当然民意率低的党派会通过调整施政方针的宣传口号或者攻击对方软肋等等手段来获取民意率的上升，这就是一个循环监督、交叉监督、立体监督和自我修复改良的过程，我们不要整天去攻击别人花了多少人力财力来搞竞选，我们应该反省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下的贪污**浪费了多少人民的血汗，从经济学、从社会学、投资学等科学角度来看，我们的行政成本是别人的几十倍。行政成本的最低化和行政效果的最优化才是我们行政机构改革的主要目标，如果只是进行硬件上的精简而不对软件进行优化升级则无异于雪上加霜。你知道中国封建帝国社会从秦王朝到清王朝上千年来都走不上民主道路的原因吗？道理其实很简单，帝王思想下的集权社会难有民主成长的土壤。就拿“民主”风气比较开放的唐朝来说吧，“牛李党争”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好现象，但中国人的本性里有一种很强烈的占有**，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皇帝是个榜样，大臣们自然很好学，所以牛党的人当势，李党的很多人就被贬官借此把他们驱逐出权利的核心，而李党的人当权情形则反过来，眼里容不下他人，就这样的一个党争前后搞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里皇帝老儿的素质也不怎么样，谁符合自己的思想迎合自己就用谁，结果前后几任皇帝因各自的喜好不同让牛党与李党的势力此消彼涨了几个来回，怎样都走不出这种现象的怪圈，放眼整个封建帝国的王朝，聪明的皇帝还知道在大臣里面玩平衡术，尽量分化和弱化朋党的势力，让他们不成气候。但皇帝从来都不懂得约束自己的权利，西方人有上帝中国人有皇帝，西方人做错了事会向上帝忏悔，中国人做错了事大可以心安理得，因为皇帝也经常做错事。好不容易出了个孔子又被皇帝利用了，可悲啊！看来唯物主义不全好，唯心主义不全差。中国的皇帝是实实在在的，他（她）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可皇帝的能力却良莠不齐，于是帝国的管理就自然有好有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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